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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真正把冯玉祥当成自己人，他们仅仅将其“视为暂时较与吾等有利之一军阀而已”。另一方面，对冯部的控制也相当严厉，意在让冯仰赖苏联的供给，务使冯部“遵行我国指导人员所发布之命令”，造成冯军“无我国之协助其指挥能力即大感缺乏”的局面。这正反两手用意深远。

然而，对冯玉祥莫斯科心中依然无数，“不知其日后能否始终一致利于我[苏联]方”。莫斯科决定以冯制张：“造成冯玉祥与奉张之冲突”，绝对不能让张得胜，“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即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将其削弱之”。

莫斯科对待冯玉祥的底牌，如同对待蒋介石的底牌一样，无论如何要先“造成冯军之战斗力”，至于日后，待苏联“足以达到”制服张作霖的“目的后再破坏此‘欺诈之人’”的冯玉祥不迟。

莫斯科的涉华工作人员对于冯各有自己的看法和打算：加拉罕满怀希望让冯军之战斗力持久。鲍罗庭则更加习惯于使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就像他对国民党实行的“楔子策略”一样。他建议除加强冯部实力外，还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于冯军中作成一种可使破裂之分子，藉为保障，免其将来反对我国”。

契切林提出一定要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为防止冯日后背叛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对他的士兵施加影响，但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斯大林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经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断地表态支持“革命的武汉政府”和“革命的国民党”。

……

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异议，斯大林也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政策未必应验，但他还要争取支持者，便针对该校内拥护反对派观点的人说：“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撇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

身为反对派的季诺维耶夫等人认为，中共应该退出国民党自己大干了。但是斯大林派认为武汉国民党也是依靠对象。

令人费解的是，到这个关头，《指令》依然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并不等于退出国民党，还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在其所有组织内和支持国民政府的群众中间进行工作，争取改变国民政府的政策及其领导成员”。……同日，斯大林致函莫洛托夫，自认“过去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武汉的上层。现在该抛弃他们了”。但是对于国民党的中下层和外围，斯大林依然寄予希望，“要设法争取国民党的外围，让他们对抗国民党目前的上层”。他坚持，即使gcd人在“退出国民政府（现在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暂时还不必脱离国民党（这个党在近期内可能还是必要的）”。当武汉工人纠察队已经被解散，农民运动受到镇压的时候，斯大林的要求与现实有多少距离，便不言自明了。

同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人士伍约维奇、季诺维耶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在这个关头的表现要理得多，他们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最近来自中国的消息表明，把赌注押到武汉政府这个‘革命的组织中心’上的做法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反革命势力畅行无阻，而与此同时工农运动则遭到镇压。无论对中国革命，还对苏联来说，形势都极其严峻，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会把军事危机加剧十倍”。

他们的激烈批评打中了斯大林的要害，更确切地描述了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反对派人士进而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必须立即召集身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道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的、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第八次)全会批准的错误路线”。这指的是必须让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以保持中共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是斯大林派认为反对派关于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

书籍介绍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