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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利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微观背景可能体现为糟糕的婚姻关系，妻子的自尊遭到文化规范维系的夫妇交流系统和关系不睦的系统性破坏，或者体现为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化的结构辩证法和特定个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体现在学校和其他异化社区中的冲突情景，个体自我饱受攻击。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在其他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

地方场景本身就是一个由家庭、社会网络、工作和社区组成的多重等级系统。

疾病和精神苦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体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关系网络造成额后果。

我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导致他们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这些过程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高于潜在的、破坏性的以及自我中心的内在精神体验的表达；强调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高于个性的情感表达；认知处理机制系统地使用苦痛的外在化而非内在化的术语；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这样做被看作是尴尬和可耻的；借助丰富的文化代码对心理社会问题使用躯体化的隐喻；希望避免情感疾病给家庭带来的强势污名。而且，在中国社会，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传统中医认为健康即情感平衡，而疾病与情感过度或者失制有关。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情感是通过身体动作、服饰、环境描写以及富有寓意的语言微妙而间接地描绘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后者被认为是迟钝而粗鄙的。我推想，这些以及其他的传统文化概念和规范决定了中国人采用一种身体性术语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苦痛。

从韦伯的观点来看，当代西方中产阶级的“情感”概念及其体验已经从文化上塑造为“深层的”心理体验，并被理性化为一些截然不同的“感情”，贴上了标签，例如抑郁、焦虑、愤怒，而它们之前被划分和体验为一些身体体验。作为身体体验，“感受”的表达和解释曾经更为微妙、间接、普遍、肤浅，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身体性的。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抑郁患者的那些特别的容易受影响的因素使他或者她更容易受到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导负面的健康后果。但是“文革”不能简单地看作另一个生活事件——比如结婚、离婚、失业——尽管“文革”的确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生活事件。“文革”从开始到结束至少延续了十年，包括了一系列生活事件（背井离乡、分离、损伤、威胁）。而且，文革让许多家庭和社会网络分崩离析，摧毁了社会支持系统。个体遭遇的各种威胁甚至耗尽了个人的应对资源，这些威胁包括对身体、自我、家庭、工作、朋友关系和政治信仰的威胁。而且，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应对技术在社区冲突的熔炉中也都系统性地崩溃了。退缩、拒绝、消极的辞职、请假、病休——和许多其他的应对过程一样都没有改变。因此，易受影响的个体被置于长期的严重张力之下，外在的帮助很少，而对内部资源的束缚又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个体没有崩溃简直令人吃惊。

对“迷失的一代”中的许多人来说，疾病问题似乎是唯一可以接受（挽回面子）的对于无可奈何的失败的一个借口；面对失败造成的个人痛苦，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应对这种痛苦也许比通过在社会和政治上离经叛道要安全得多。（这一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他们的工作习惯不好、缺乏道德信条、叛逆，有时会诉诸非法行为。）疾病借口对于那些处于绝望、走投无路的个体来说能帮助他们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

事实显示，目前华人文化圈中对神经衰弱的使用与早些时候西方对神经衰弱的使用如出一辙：那就是都把它当作一个幌子来遮蔽精神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问题，把后者转化为一种躯体疾病，否则就会产生令人尴尬的有关道德过错和社会污名的问题。

对躯体化的最好理解是建立在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医学人类学在病痛和疾病之间所作的区分之上的。（……）共享的文化信仰（关于身体、自我、特定症状及一般意义上的病痛）、我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以及个体方面的因素（性格、应对方式、以前的经历等等）与我们针对特定病痛的解释模式一齐指引着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如何与人交流我们的苦痛、如何诊断治疗、如何考虑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问题、如何与社会现实交涉、如何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解释病痛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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