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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1年八月，西汉都城长安被戾气笼罩着。遵照皇帝的旨意，一群胡巫（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禁苑、宫殿和朝中高官的私邸宅基大肆挖掘，寻找用于祝诅巫术的人偶。军士将感应到巫蛊邪气之处团团围住，将蛊者与夜祠者尽数收捕。

这一幕血淋淋的政治惨剧在江充指控太子刘据亦参与了巫蛊阴谋后达到了高潮：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刻有诅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无以自明的太子诛杀了江充及其随从，自掌禁军。此时并不在都城的武帝闻变后火速回驾长安，同时命*忠诚于自己的军队镇压这场叛乱。

作者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和比较，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导致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从而促成了*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

第一章 当少数派成为主角：再探汉武帝一朝的儒生官员及其同僚

儒，朝政中的少数派

神话的源头

第二章 历史想象中的儒生集团：《史记·儒林列传》研究

被权力纷争抑制的儒者身份

儒生变为儒家

定义理想的统治集团

第三章 对西汉五经学派的知识考古

四分五裂的学术谱系

修补残缺的历史

解经学派的出现与激增

一脉相承还是分裂混乱

定位历史的转折点

第四章 权力重组：巫蛊之祸与新精英阶层的诞生

巨大的断裂

儒生官员的崛起

巫蛊之祸与新精英阶层的诞生

第五章 中道崛起：谁将政治权力托付儒家

霍光专权与儒家话语

经术与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霍光辅政与宣帝时代的儒生官员

道德化的宇宙观与宣帝

谁将政治权力交给了儒生

结论

儒生帝国兴起之前的儒生

汉帝国察举制度再考察

参考文献

后记

蔡亮，生于重庆合川。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史哲实验班，本科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艾尔曼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罗宾教授的指导下，于2007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圣母诺特丹大学历史系预备终生教职助理教授。2012-2013年任剑桥大学沃福森学院客座研究员， 2015 春季任斯坦佛大学访问学者。致力于中国思想史政治历史研究，著作聚焦于秦汉帝国， 数字化重构史料，灾异学说，汉代法制史，儒生与官僚体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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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师法”等同于美德，毁“师法”被当成一种罪行，这表明当时学者们强烈的门派意识：一个人的专业学识与其师承跟其人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而且门生应当维护老师的学术观点和训诂手段成为当时政治学术舞台的共识。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存在不同的解经学派，也暗示着不同学派互为竞争对手的关系

一般认为，“师法”这一概念源于武帝设置五经学博士之位时。但是，无论是这一术语还是与其相似的观念都未在司马迁的文字中出现，尽管司马迁梳理记载了武帝一朝的儒生，并创立了《儒林列传》这一历史书写传统。虽然班固频繁地使用“师法”这一术语，他也只是用其描述武帝之后的学术和儒生。“师法”是《史记》之后的时代儒生和经学传承体系发展成熟的产物，因此它不可能是司马迁思想世界的组成部分。

利用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做出司法裁决或是支撑奏疏中的论点也都有过先例。武帝时代的董仲舒与终军据说都因此闻名。然而，霍光将儒家话语作为平息皇位继承争议的主要理据。频繁使用周代掌故使得霍光专权超越了一时的政治纷争和汉代的历史，在政治上和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古王朝连为一体。霍光由此也就从政治暴发户变成了周文化的传承人与孔子之教的执行者。儒学与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联姻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霍光很快就会利用儒生及儒学教义让皇室血统含混不清的人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

在《儒林列传》之外，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颇费了番笔墨记述当时更有权势，更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比如那些时代高官的权贵子弟，还有以军功得到提拔的将领。当我们研究汉代政治与思想史时，往往忽略这些篇章。相反，传统范式只严重依赖于《史记·孝武本纪》，并据此勾勒出武帝之治的面貌。而司马迁从来无意用如此支离破碎的章节来表述汉武帝一朝。对《史记·孝武本纪》叙述的信任，很容易引导读者关注《儒林列传》，于是整个武帝朝政治史就成了一出蹩脚戏，剧本残破，且缺页无数。

司马迁大概在武帝末年或者武帝去世之后不久完成了《史记》的创作，而所有重要解经学派的创始人都普遍活跃于宣帝朝（武帝去世后13年到20年）。这就意味着，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儒生和活跃于宣帝朝的儒生之间的年龄最多有两代人的差距。但是，昭宣元时代的儒生中没有一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些学者的直系弟子。相反，那些具有影响力开启了西汉后半期经学传统的儒生的老师正好都被这位伟大史家忽略。为什么每一个创立于汉朝后半期的经学学派总是要通过默默无名的过渡人物才能和司马迁记述的西汉前半期的学术谱系联系在一起呢？

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连接两个时代儒生群体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学者的确是在《史记》中留名的儒生的同门或门徒，但是司马迁对他们一无所知。武帝时代，师徒关系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没有关键性的作用，儒生间也没有什么强烈的门派归属感认同感。所以少有人会格外关注记录学术传承的谱系。譬如，嬴公是将颜、严两大《公羊》学派与著名的《公羊》学学者董仲舒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见表3.3）。司马迁记载了董氏三位有名望的门徒姓名，这三位都没有任何弟子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更别提对西汉后半期经学的影响。但是除了司马迁记载的董的弟子外，班固又补充了一位董仲舒的弟子：嬴公。在司马迁时代经学传承并不重要，大家都不愿费力去详细记录董氏弟子，而嬴公本人在政学两界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所以有可能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但司马迁的确并不知道此人。

如果我们只关注此个案，那么这种说法能解释得通班固、司马迁叙事的差异。但类似的情况充斥于解读五经的儒生群体发展过程中。这就促使我们要问一问，为何未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的那些儒生偏偏都培养出了杰出的弟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门派？所以我们只得转向第二种可能性：相对晚出的经学阐释学派与司马迁著作中出现的学术谱系之间的联系本就是后来学者追溯添加的。一些人——西汉后半期繁荣的儒生学派的成员？或是班固本人？——不愿承认经学学...

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创造了”学官”这一全新的分类方式，将儒生身份与官员身份合二为一。他通过重塑儒生官员的神圣历史以巩固这一新创的身份概念，在文字中为他们构建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治经群体，并促使他们为了儒者的共同利益而奋斗。

世袭权力、财富与军功仍然是官员晋升制度中的重要力量，而只有少数人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攀上了官僚集团的巅峰。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改革建议也印证了这个结论。他们的建议意不在废除已有的官场游戏规则，而只是要再加上一条，允许儒生凭借在五经方面的学识也参与其中。

书籍介绍

公元前91年八月，西汉都城长安被戾气笼罩着。遵照皇帝的旨意，一群胡巫（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禁苑、宫殿和朝中高官的私邸宅基大肆挖掘，寻找用于祝诅巫术的人偶。军士将感应到巫蛊邪气之处团团围住，将蛊者与夜祠者尽数收捕。

这一幕血淋淋的政治惨剧在江充指控太子刘据亦参与了巫蛊阴谋后达到了高潮：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刻有诅咒受害者形象的木俑。无以自明的太子诛杀了江充及其随从，自掌禁军。此时并不在都城的武帝闻变后火速回驾长安，同时命最忠诚于自己的军队镇压这场叛乱。

作者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和比较，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导致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从而促成了第一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