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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序一 序二 前言 “不是那个世界”

第一部 “不值得活着的生命”：遗传治疗 第1章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

第2章“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

第3章对直接医学屠杀的抗拒

第4章“不规范的安乐死”：医生接管

第5章参与者

第6章把“安乐死”带到集中营：14f13特殊处理行动

第二部 奥斯维辛：种族治疗 第7章奥斯维辛研究所

第8章坡道上的筛选

第9章集中营中的筛选

第10章屠杀的社会化

第11章囚犯医生：选择的痛苦

第12章囚犯医生：努力治愈 第13章囚犯医生：与纳粹医生的合作

第14章注射器杀人：石炭酸注射

第15章试验冲动

第16章“党卫队制服中的人”：恩斯特•B

第17章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第18章治疗—杀害之冲突：爱德华•维尔特

第三部种族灭绝心理学 第19章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浮士德式的交易

第20章奥斯维辛自我：角色转换中的心理学主题

第21章种族灭绝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Robert Jay Lifton 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著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众多著述中包括《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人》和《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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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旗帜首先用作纳粹党的象征，然后用作纳粹德国的象征。卍字旗帜由希特勒设计，红底中间为一个白圆，里面是一个黑色卍字(卍字在梵文中为幸福或好运之义，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古老象征)。

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道纳粹医生的某些事情，问我：“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畜牲？他们还是人吗？”我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吃惊：他们当时是人，现在也仍然是人，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及奥斯维辛本身，都是人类某种独创性和残忍性的产物。

（有国际声望的精神病学家）鲁丁撰文赞美希特勒和这场运动是“决定性的……开创性的一步，使得种族卫生成为德国人民中的一个事实”……纽伦堡法律“防止了犹太人的血液进一步渗透德国基因库”。

埃洛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关于T4项目和14f13项目杀害的人数，通常是以下这些统计数字：来自各家机构的成年精神疾病患者8万人到10万人，各家机构的病童5000人，针对各家机构的犹太人病人的特别行动的1000人，集中营囚犯转运至（14f13项目）屠杀中心杀掉的2万人（克莱估计，到1941年年底，约有93521张“床位”被腾空派作其他用场［7万病人被毒气杀掉，外加2万死于饥饿和药物］，换言之，这些精神病机构的病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被杀掉）。然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过低，被杀掉的人数可能是这些数字的两倍，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欺骗的因素，造成的混乱，许多记录的毁灭，这些都使得获得准确的估计数字，已不可能了。

那些特别屠杀中心杀掉的人数也是如此。哈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普通“安乐死”和14f13项目屠杀的人，人们的估计从2万（此地主管洛劳尔的继任者格奥尔格·伦诺估计的数字）到40万（茅特豪森前司令官法朗士·佐尔雷斯临死前所说）不等；3万人大约是较准确的估计。尽管与“最后解决”中屠杀的数百万人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不起眼，但它们代表了在被称为医院的地方所进行的令人震惊的大批量谋杀。

特别行动队执行面对面枪杀时遇到的严重心理障碍，被纳粹领导人知道了。鲁道夫·霍斯后来这样回忆：

“我听过艾希曼的描述，犹太人被配备机枪和自动手枪的特别行动队扫射倒地。据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场面，人们在被射中后乱跑，还要再次去击毙已经射伤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特别行动队的许多人再也不能承受在血泊中行走，结果自杀了。一些人甚至疯了。这些突击队员大部分不得不依赖于酒精来完成其可怕的工作。”

书籍介绍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