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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著，、刘伟译的《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精)》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

序一序二前言 “不是那个世界”部 “不值得活着的生命”：遗传治疗章 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第2章 “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第3章 对直接医学屠杀的抗拒第4章 “不规范的安乐死”：医生接管第5章 参与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众多著述中包括《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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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旗帜首先用作纳粹党的象征，然后用作纳粹德国的象征。卍字旗帜由希特勒设计，红底中间为一个白圆，里面是一个黑色卍字(卍字在梵文中为幸福或好运之义，是许多文化中的一个古老象征)。

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道纳粹医生的某些事情，问我：“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畜牲？他们还是人吗？”我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吃惊：他们当时是人，现在也仍然是人，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及奥斯维辛本身，都是人类某种独创性和残忍性的产物。

（有国际声望的精神病学家）鲁丁撰文赞美希特勒和这场运动是“决定性的……开创性的一步，使得种族卫生成为德国人民中的一个事实”……纽伦堡法律“防止了犹太人的血液进一步渗透德国基因库”。

埃洛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关于T4项目和14f13项目杀害的人数，通常是以下这些统计数字：来自各家机构的成年精神疾病患者8万人到10万人，各家机构的病童5000人，针对各家机构的犹太人病人的特别行动的1000人，集中营囚犯转运至（14f13项目）屠杀中心杀掉的2万人（克莱估计，到1941年年底，约有93521张“床位”被腾空派作其他用场［7万病人被毒气杀掉，外加2万死于饥饿和药物］，换言之，这些精神病机构的病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被杀掉）。然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过低，被杀掉的人数可能是这些数字的两倍，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欺骗的因素，造成的混乱，许多记录的毁灭，这些都使得获得准确的估计数字，已不可能了。

那些特别屠杀中心杀掉的人数也是如此。哈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普通“安乐死”和14f13项目屠杀的人，人们的估计从2万（此地主管洛劳尔的继任者格奥尔格·伦诺估计的数字）到40万（茅特豪森前司令官法朗士·佐尔雷斯临死前所说）不等；3万人大约是较准确的估计。尽管与“最后解决”中屠杀的数百万人相比，这些数字看起来不起眼，但它们代表了在被称为医院的地方所进行的令人震惊的大批量谋杀。

特别行动队执行面对面枪杀时遇到的严重心理障碍，被纳粹领导人知道了。鲁道夫·霍斯后来这样回忆：

“我听过艾希曼的描述，犹太人被配备机枪和自动手枪的特别行动队扫射倒地。据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场面，人们在被射中后乱跑，还要再次去击毙已经射伤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特别行动队的许多人再也不能承受在血泊中行走，结果自杀了。一些人甚至疯了。这些突击队员大部分不得不依赖于酒精来完成其可怕的工作。”

前言

序一

本书出版的14年后，那些纳粹医生仍然浮现于我脑中。我忘不了他们，忘不了这群普通人在一个大杀戮的世纪所参与的那场最极端的屠杀——最堕落的人类行为。而且，由这些人展示出来的首要的纳

书籍介绍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